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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研究

    新中國法學教育六十年:回顧與反思

    編輯:faxuejiaoyu 
    4148 2014/5/8 1:02:00

    霍憲丹 王健

    內容提要:新中國成立六十年來,中國法學教育經歷了除舊布新、曲折發展、恢復重建和改革發展各個階段。本文回顧了法學教育前后兩個三十年的歷史演變,并基于現代法治理念,對法學教育的屬性、定位、職能以及目前存在的問題做了深入分析,提出了新時期我國法學教育的任務、改革方向和發展目標,特殊是闡述了建立完善“法律職業共同體”與“法律人才培養共同體”,以及實現“兩大共同體”雙值交集和協調發展的具體建議和工作思路。

    關鍵詞:法學教育;新中國;歷史發展;回顧反思

     

     

    新中國成立至今已經走過了整整一個花甲之年。中國的法治建設和法學教育可謂發生了滄海桑田的變化。[1]這個變化如此之大,反差如此鮮明,過程如此復雜,內容如此豐富,足以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觀察現代中國發展的獨特的視角。本文回顧新中國法律教育六十年的發展歷程,并以最近三十年的發展為背景反思中國的法學教育,注重歷史與現實的銜接,事實與問題兼顧,回顧與反思的結合。

    一、新中國前三十年法學教育之回顧

    (一)現代法律教育的建立與除舊布新

    中國現代的法學教育,[2]萌發于19世紀末而正式創辦于20世紀初廢除科舉、大辦法政教育之際。在此之前,中國一直以經律兼習和官學私學并立的方式培養服務于皇權專制制度下的法律人才。經歷一個由盛到衰漫長的發展演變過程,但最終沒有發展出一套培養法律職業人的正規機制。在歐美法系的強勢影響之下,政府開始實行新政和“預備立憲”,推動了全國各地法政學堂的建立。全國各地法政專門學堂蜂起,1912年全國設有法政學堂64所,法科(以速成為主)畢業生約4000人。法政教育的發展與政治改良、法律變革兼程并進,培養出來的人才大多是既有中國傳統舊學基礎、又具有西學法律知識,同時具備豐富的實踐經驗。這些人先后成為司法系統的骨干力量,順應了立憲修律和由封建專制向共和制轉變的時代需要。為中國法制近代化的漸次推展起到了橋梁和紐帶的作用。

    進入民國后,法政教育得到整頓和規范,法政學堂逐年減少,至1926年,全國公立和私立法政學校已剩25所(國立2所,公立16所,私立7所。到了1930年代,隨著“六法”體系的基本構造完成和大學學制的定型與拓展,中國確立了大陸法系的教育模式。1949年國民政府留下的227所高校中,有53所設有法律院系。以培養司法官量多質優而著稱的私立朝陽大學、注重英美法和比較法教學的東吳法學院(世人稱為“南東吳,北朝陽”),以及公辦的北京大學、中央大學、武漢大學、山西大學、中山大學、四川大學、浙江大學、湖南大學、復旦大學、浙江大學等的法學院都成為當時法律教育的重心。在北京大學、東吳法學院等機構還開展了法學專業研究生教育。民國期間國內外法科畢業生總計近3萬人。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為了適應有計劃地開展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法學教育無論從精神層面,還是在體系結構和管理運行機制方面都進行了必要的重新調整。這是一個除舊布新的過程,一方面,它在某種意義上繼承了清末以來的法學教育遺產;同時又形成了社會主義法學教育框架,成為支撐和發展今天社會主義法治的重要基礎。

    1、法學教育精神層面的變化

    新中國成立初期,法學教育精神層面的變化主要基于這樣一個背景:一是廢除和批判“舊法”;二是確立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國家觀和法律觀。所謂“舊法”,就是以國民黨《六法全書》為代表的“偽法統”。對國民黨包括立法、司法在內的整個法律制度全部廢除是中國共產黨1949年初提出的。1949年初中共拒絕了國民黨的和談條件,并在提出和談的八項條件中明確提出要“廢除偽憲法”和“廢除偽法統”(第二、三項)。1949年2月中共中央又進一步發布了《關于廢除國民黨六法全書與確定解放區的司法原則的指示》。這是一份對新中國政法工作影響深遠的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政治文獻!爸甘尽币,新民主主義的人民司法機關要“經!镆暫团袊顸h六法全書、歐美日本資本主義國家法律”。國民黨的《六法全書》從此受到嚴厲批判。取而代之的,是符合新時代需要的思想觀念,這就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中的國家觀和法律觀!爸甘尽币,新政權下的司法機關要“學習和掌握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國家觀、法律觀及新民主主義政策、綱領、法律、命令、條例、決議”。這種國家觀和法律觀的一項基本點,按照“指示”,就是把法律定義為“統治階級公開以武裝強制執行的所謂國家意識形態”。

    批判舊法和確立新的國家觀、法律觀的目的,就是為了教育和改造司法工作干部,“徹底粉碎那些學過舊法律而食古不化的人的錯誤的和有害的思想,使他們重新學起,把自己改造成為新民主主義政權下的人民司法干部”。這也是新中國成立后法律教育領域里的各方面工作所遵循的根本指導思想。新中國的法律教育建立在這樣一種背景基礎上。

    在此后相當長的時期里,不論是在課堂上、在教研室里,還是編寫教科書,從事法學研究,批判歐美日本的法律和法學成為一項重要任務。這種做法的極端表現,最終走向了取消法學研究和教學,因為已經沒有必要再去研究那些已經被判刑的法學理論和知識。事實上,在后來的政治運動中,那些在教學和研究當中認為“無罪推定”有合理性的等等,都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法律教學內容當中,凡涉及歐美國家的,都是以被批判的錯誤理論、知識的面目出現的。即便是翻譯出版那些作品,也都是出于“揭露其反動本質”或者“肅清其流毒影響”的需要。

    總之,新中國所需要的政法教育工作,是要具有為工農大眾服務和為人民民主專政服務的新法律觀;人民司法干部和法學家必須能夠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觀點批判和肅清舊法觀點。

    為了滿足變化的需要,實現上述目標呢,針對不同情況而采取了各種具體措施:

    其一,是1950-1952年間在高校中全面開展思想改造運動——這場運動最初源于北大校長馬寅初于1950年在北大教師中首先發起的馬列主義學習運動,教育部迅速把這種方式推廣到全國,在全國開展以“改造思想、改革高等教育為目的的學習運動”,方式是把教師集中起來聽報告、讀文件、聯系本人和學校狀況,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9月29日,周恩來在京津高等學校教師學習報行會上作《關子知識分子改造問題》的報告,號召教師們認真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努力使自己成為文化戰線的革命戰士之后。11月30日,中共中央進一步發出《關于在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工作的指示》。至1952年秋,學習運動結束,全國91%的高校教師、80%的大學生、75%的中學教師參加了這場學習運動。

    思想改造運動的方式不僅是集中學習和討論,而且還通過組織教師直接親身參加為建設新生政權服務的社會實踐活動——按照教育部的要求,1951年9月,北大、清華兩校政法系學生800多人和教師,去西北、中南、西南參加為期半年的土改工作,開展土改政策學習宣傳,或去上述地區參觀新解放區的土地改革運動(如北京組織了大學教授土改參觀團)。

    其二,集中組織舊法人員政治學習——新法學研究院。新法學研究院是在1949年7月成立的新法學研究會和1950年4月成立的司法干部輪訓班合并于1951年4月初正式成立的。新法學研究會1950年1月開學,1951年1月第一期學院結業。沈鈞儒、謝覺哉、李達分任正副院長。最初成立新法學研究會的目的,是為了解決“團結改造社會上失業的舊高級司法人員,給以出路”。后來因為新政府各方面都需要大批干部參加工作,于是該院的宗旨又轉變為“以訓練人民司法干部為主”。由于這個性質的改變,該院遂改由中央司法部領導,成為以改造舊司法人員為專業的訓練機構。

    這里借助一名學員的個人學習總結,可以使我們看到在新法學研究院里改造舊法人員的大致情形。有個在山東省高等法院當法官20多年的學員叫李法先,在題為《我作了反動派的忠臣爪牙》的學習匯報中這樣評價自己:自己是個頗得周圍好評的好法官,忠于業務,獨善其身,一直“自高自是”,所以解放后聽到有人說過去在法院服務的人也是反動派,他就“很氣憤”,他就帶著這種心理來到研究院的。自聽了董必武副總理和羅青、艾思奇的報告,學習了社會發展史,知道了勞動的偉大和階級斗爭,更明白了舊法是統治被壓迫人民保護少數人財產的工具,法院是反動政府機構之一部分,感覺到自己在那種法院當司法官,“忠心耿耿的干了多年,也就正是忠心耿耿的幫助他們統治和壓迫了人民多年,我實在不對了,我實在是人民的罪人。通過學習,知道過去的思想和作風都錯了,知道要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跟著勞動群眾走,要忠于群眾,生活于群眾之中。

    2、移植前蘇聯法學教育模式

    為了培養新型的接受正規法學教育的法律工作者,又以前蘇聯為模式,創建新型的法律教育。前蘇聯社會主義法律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法律,它對其它社會主義國家的法律,都有不同程度的影響!拔覀円M行偉大的國家建設,我們面前的工作是很艱苦的,我們的經驗是不夠的。因此要認真學習蘇聯的先進經驗!覀儾粌H要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而且要學習蘇聯的先進科學技術。我們要在全國掀起學習蘇聯的高潮,來建設我們的國家![3]在法律方面學習前蘇聯,主要是指對前蘇聯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的學習,包括前蘇聯學者對馬列主義經典著作中關于法律論述的闡釋、前蘇聯學者創立的法學理論和前蘇聯的法律制度。

    當時學習前蘇聯法學教育主要是通過以下渠道進行的:(1)聘請前蘇聯法學專家來中國的法律教育機構擔任顧問和講學,傳授前蘇聯的法律教育的內容和方法;(2)派遣留學生去前蘇聯的大學考察、進修或學習法律。據統計,赴前蘇聯學習法律的留學生有80多人,[4]主要是莫斯科大學、喀山大學、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等高校的法律系,學習的專業包括了法學的主要部門。(3)翻譯大量有關前蘇聯的法律、法典、法學著作和法學教材、教學大綱。1952-1956年間,共翻譯前蘇聯法學教材及著作165種。(4)法律教育管理制度以前蘇聯為模式,如仿照前蘇聯的學制;建立教學研究組(室);改革考試制度等。

    法學教育學習前蘇聯的典型嘗試,即是1950年10月在北京創辦的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5]該校法律系設法學專業,分本科和研究生兩個層次,前者學制4年,后者為2-3年。聘請前蘇聯法學專家擔任顧問和教學。教材主要采用前蘇聯各大學及?茖W校的最新課本。此外,還舉辦多期法學教師進修班。該機構在當時承擔了培養政法干部和法學教師、研究人員的歷史任務,是中國社會主義法律教育的主要來源,對馬克思主義法學在當代中國的形成和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學習前蘇聯法律或法學教育,主要指1950年代的上半期。自50年代后期,隨著中蘇兩國關系的劇變,學習前蘇聯法律的那種活躍景象也開始沉寂下來。前蘇聯的某些法律理論,如“全民國家”、“全民法”還受到了“批判”,但前蘇聯的法律教育模式為后來法學教育的發展長期有著不同程度的影響。

    3、政法院系的結構性調整

    1952-1953年前后,在全國開展司法改革運動的同時,又對當時全國的法律教育機構進行了兩次較大規模的院系調整。[6]全面調整法律院系的主要理由是:(1)舊中國的法律教育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經濟的上層建筑,它是直接為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產階級利益服務的;(2)設有政治、法律科系的大學多集中少數大城市,布局很不合理;(3)政治、法律學科設置龐雜重復,在整個教育中所占比重過大;(4)法律教育基本沿襲資本主義國家教育思想;(5)教學內容不符合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要求。院系調整以發展前蘇聯模式的單科性、多科性專門學院和文理科綜合大學為方向。據此,確定的對政法學院的第一次調整原則是,“政法學院以培養各種政法干部為任務,目前的附設在大學內,不單獨設立學院為原則,但每個大行政區在條件具備時得單獨設立一所,由中央或大行政區政法委員會直接領導!钡诙蔚恼{整原則是,“著重改組舊的龐雜的大學,加強和增加工業學院,并適當設立高等師范學校,對政法財經等各院系原則上適當集中,大力整頓和加強師資培養,為以后發展準備條件![7]

    在院系調整過程中,除新建的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和保留原國民黨政府時期留下的武漢大學法律系不變外,1950年,原東北行政學院設立的司法系改為東北人民大學法律系(現吉林大學法學院);在西北大學設司法專修科(1954年改設法律系);將北京大學法律系和清華大學、燕京大學、輔仁大學的法律系、政治系、社會學系合并成立北京政法學院(今中國政法大學);將復旦大學、東吳大學、圣約翰大學、廈門大學、南京大學等學校法律系、政治系和社會學系合并,在上海成立華東政法學院;1953年在武漢原中原大學政治系基礎上成立了中南政法學院(1958年被撤消并入新建的湖北大學,1982年又恢復);1952-1953年間,在組建西南人民革命大學政法系的基礎上,先后將重慶大學法學院(含政治系、法律系)、四川大學政法學院(含政治系、法律系)、重慶財經學院法律系、貴州大學法律系、云南大學法律系合并,在重慶成立了西南政法學院(今西南政法大學)。

    1954年教育部組織召開了全國第一次全國政法教育會議。會議確定了法律教育發展的總方針和目標;法律教學改革的內容和任務;制訂出第一份法律專業課程統一的教學計劃;恢復設立北京大學和復旦大學法律系,由此形成了“四院六系”的法律教育機構格局。會議對綜合大學法律系和政法學院各自的任務作了分工,即綜合大學法律系兼顧培養政法工作人員、法律專門人才和法律科學研究人員;政法學院主要培養法院、檢察院和國家機關的政法工作人員。[8]此外,當時還強調法律教育工作要貫徹理論與實際結合的原則;學習前蘇聯先進經驗要與中國實際結合起來,重視或加強對國內司法實踐經驗的教學和研究,以期逐步建立起中國的法律科學新體系。至此,經過對舊法律人員的思想改造,全國法律教育機構的結構性調整,到政法教育目標的確立及制度化建設的完成,中國社會主義法律教育的格局基本形成。

    (二)政法教育在政治運動中消失

    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全國開始轉入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階段。但隨之而起的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使法學教育陷入了艱難曲折的發展歷程。

    “反右”運動開始后,不少法學院的教授、講師被扣上右派帽子,“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法院獨立審判只服從法律”、“無罪推定”、“有利被告”等問題受到批判,都成為學術上的禁區,不能作為正常的學術討論的范圍。1958年“大躍進”運動,全國高校掀起了教育大革命的高潮,圍繞開展教學工作大檢查和政法教育大革命,教研組、教師和學生都訂立集體和個人的紅專規劃,在“紅專辯論”和“向黨交心”的基礎上,號召師生“拔白旗”,“乘風破浪,鼓足干勁,向又紅又專的目標躍進”。進而推動學習與斗爭相結合、教學與生產相結合的“新的學風”。

    華東政法學院黨委提出了“猛攻保守山,抓緊教學環,支援大生產,奔向紅又!钡目谔,并在“文武雙全,勤工儉學;德才兼備,又紅又!笨谔杽訂T下,學校大搞勤工儉學。在校內組織了裝訂、補鞋、白鐵、木工、養兔、理發等17個小組。為了深入社會實際,民法教研組14位教師和市、區、農村、工廠、外縣的41個單位建立聯系,參加了22次各種座談會,訪問農村干部、司法干部和企業機關干部68人,請實際部門的同志給他們上了10次小課,搜集了內部資料、典型案例、統計、總結、規劃等實際材料320件,抄寫了法院、農村、里弄有關的大字報444張。學校還開展同學大檢查,老教授們還敲鑼打鼓地高舉“引火燒身”的大字牌進入師生協作代表會議的會場,要求同學們提意見。[9]

    武漢大學法律系為了“門門課程插紅旗,人人思想插紅旗”和“戰勝白色法學專家”,采取黨委、教師、學生、業務部門四結合的方法,把課程由32門減為11門,并重點備8門課(國家與法的理論、憲法、刑法、民法、訴訟法、勞動法、農業合作社法、司法鑒定),同時抽調124名師生,利用參加武漢市政法工作檢查,去基層工作20天,搜集材料寫成168篇文章,經過研究以后將其中與法律專業有關的加以匯集,歸納為十個專題:(1)司法機關采取群眾路線的辦法和犯罪行為作斗爭;(2)基層治安的三道防線:愛國公約、調處委員會、治安管理條例;(3)黨在街道工作中的領導;(4)群眾路線的辦案方法;(5)司法工作為生產建設服務;(6)居民經濟互助組代替舊式標會的意義;(7)街道民辦各項事業;(8)公安、檢察、法院協同對敵斗爭的經驗;(9)五好家庭;(10)群眾路線的預防犯罪。計劃將這些專題再經過研究、修改、補充,作為教材印發給同學,又可以搬上講臺講授。從一個專題到幾個專題,逐漸發展成為各個課程體系,再進而發展成為法學體系。準備在一、二年內建立起新的課程體系。為了貫徹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教育方針,法律系辦了13個工廠和1個農場,以實際行動反駁“理科可以辦工廠,法科不能辦”的言論。[10]

    1958年吉林大學法律系在“大編教材、大辦工廠”的教學改革運動中參加了修鐵路、修新立城水庫的勞動。同時,有的專業教師被認為“白專道路”而被安排參加“大煉鋼鐵”運動,有的被送到雙陽勸農山去采礦,有的留在校內去專修小高爐,并組織剛入學的新生“大編教材”!斑@些胡抄亂寫的所謂教材根本達不到起碼的質量要求,因而無法應用,由此大大地降低了教學質量”。法律系師生放棄教學與科研工作,大量參加勞動課和義務勞動,教學秩序受到了嚴重沖擊,師生也因過分緊張而影響了健康。[11]

    1960年代初,隨著政治形勢的變化,政法教育對此前工作中出現的問題加以反思。1963年10月教育部和最高人民法院聯合召開全國政法教育工作會議,貫徹落實中央批轉的中央政法小組、教育部黨組《關于加強高等政法教育和調整政法院系問題的請示報告》。報告認為,全國高等政法教育近年來有所削弱,培養的學生無論數量和質量都不能滿足政法隊伍建設的需要,需要加強。為此決定:調整政法院校,穩定招生規模。全國調整為北京政法學院、西南政法學院、華東政法學院、西北政法學院四所(西南和西北兩校的政法以外其他專業都要逐步停辦);政法院校的辦學定位是培養“又紅又專,能夠作為黨的馴服工具的政法工作者![12]北大、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定位為培養法學理論人才,學制五年,其他院系四年;調整補充師資,明確領導關系,各政法學院統一由教育部和最高人民法院雙重領導,北大、中國人民大學、吉林大學由教育部直屬,法律系業務上接受最高人民法院指導。鑒于法律屬于黨性、階級性較強的專業,為了從思想上、政治上保證人才培養工作的純潔性,法律專業被列為“按絕密專業標準招生”。[13]

    這一時期開展的“政法教育改革”主要基于以下信念和認識:政法教育過去一直存在著教學脫離生產、理論脫離實際斗爭(階級斗爭、政法戰線上的思想斗爭和學生的思想斗爭)根本性問題。因此必須抓住這個根本開展政法教育大革命,使學習與斗爭相結合、教學與生產相結合,這樣才能達到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知識分子與工農群眾相結合、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相結合的目的;才能培養出適合國家需要的又紅又專的、既掌握法律知識、又學會生產本領和群眾工作的政法干部。要使他們目前做到既是好學生、又是好工人,將來做好干部。政法工作是掌握刀把子的,所以招生條件應該嚴格規定政治條件,主要是吸收工農干部和工農子弟。這樣才能使政法教育適應經濟基礎的需要。

    在當時“左”的理論看來,一方面,法律教育被肯定為僅僅是階級斗爭的工具;另一方面,又認為這些階級斗爭主要是通過政治運動、政治批判、政治斗爭來進行的。政策可以代替法律,而法律或法制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是政治運動的障礙。法律已成為可有可無的東西,那么法律教育也就必然難以正常發展,以至最終喪失了其存在的必要。政法院校被認為實質上具有黨校的特點;政法教育的任務就是培養“刀把子”;政法專業被神秘化。法律專業課程有的被合并,有的被取消,政治理論學習基本代替了專業學習。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致使法律教學活動根本無法正常進行。[14]

    1966年“文化大革命”運動開始后,“天下大亂”,提出了“無法無天”、“砸爛公檢法”的反動口號。全國政法院系全部立即卷入一場混亂動蕩之中。政法教育隨同社會主義民主、法制的厄運遭到嚴重破壞?傮w上看,在這一期間,除北京大學和吉林大學法律系仍保留行政建制,但實際上處于停頓、癱瘓狀態外,全國其他的政法教育機構一律被撤消了。[15]政法院校被部隊或其他單位占用;許多教授被戴上“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等各種政治帽子,并成為審查和批判的對象,他們有的被專業,或者被下放從事體力勞動;法律圖書和教學資料大量散失。中國的法學教育遭受到了一場空前嚴重的災難。

    奇跡般留存下來的兩個法律系是我們今天了解那個瘋狂時代法學教育的唯一窗口。

    “文革”開始后,面臨解散邊緣的北大法律系有馬列主義國家與法的理論、國際法、國家與法的歷史、民法、刑事審判五個教研室,全部“到農村、工廠、政法機關進行普查和教改探索,總結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果”。1970年“清理階級隊伍”時法律系65名教職員中有60%被立案審查,十多人被定為“敵我”矛盾。但圖書資料基本保存下來了,教職員基本沒有分散。

    1972年平反恢復了一些教師的工作,還開辦了北京市政法、公安干部短訓班,華北五省市政法干部短訓班。此后又舉辦過多期干部培訓班。1973年法律系接收了36名被撤消的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的教師。1974年至1976年間,法律系連續招收了三屆150余名來自工農兵的大學生。法律系專門制訂的3年制教學計劃。在這個特殊的年代,法律專業學生的學習方式是按照“開門辦學、結合戰斗任務”來組織進行的。哲學課要求結合學習馬列的戰斗任務到廠礦進行;刑法課以辦案為戰斗任務到公安部門等等。1974年11月至1975年2月是安排在農村完成的,1975年3月至1975年4月學軍,中共黨史課結合學軍時完成。到了1976年,教學計劃中將“學紅學農學軍”單獨安排,政治、文化和專業課也單獨安排,課程有形勢教育、中共黨史、政治經濟學、哲學、經典著作選讀、邏輯、漢語、體育、國家與法的理論、憲法、刑法、刑事偵查、民法、婚姻法、國際法、中國政治法律史、外國政治法律史、資產階級政治制度。[16]“文革”后期北大法律系開展的教學活動為新時代的到來保留了火種。

    這一期間,吉林大學法律系除留下部分教師外,多數中老年教師被送到伊通、舒蘭、柳河等縣農村“插隊落戶”。留下的教師爭取說服工、軍宣隊終于保留了法律系。1971年學校慶!捌咭弧秉h的生日大會的上,法律系以小合唱的形式參加歌詠比賽,表明了法律系的存在!熬乓蝗录焙,被下放的教師陸續歸系。1972年7月法律系同吉林省革命委員會人民保衛部聯合舉辦了兩期政法干部短訓班。學員來自吉林省當時的64個縣市,每期大約70名。理論教研組、民事、刑事政策教研組、公安業務教研組的專業教師為學員講授了一些基本理論、基本政策和基本知識。1973年起至1976年,法律系相繼招收了四屆工農兵大學生,學制三年,學生由全國各地選送。七三級一個班35名學生,七四級兩個班70名學生,七五、七六兩個年級各一個班計100名學生。這批學生均由基層選送,選拔標準側重于實踐經驗和個人政治表現,但其中既有高中畢業生,又有初中生,文化水平參差不齊,給教學帶來了一定的困難。在課程設置方面,除政治理論課外,開設了業務課,但它的比重仍然很少。為突出政治和避免業務掛帥之嫌,所有課程均冠以“政治”字樣,如民事政策、刑事政策、婚姻政策、國際時事政策等等。教師在教學中力求貫徹“以階級斗爭為綱”精神,并淡化法學基礎知識和基本理論成分!拔母铩焙笃,在批判“克己復禮”、“反回潮”、“反右傾”政治形勢下,法律系廣大師生以學工、學農、學軍的名義,到懷德縣劉房子公社所屬的生產隊,與農民同住同吃同勞動。又到吉林鐵路局配件廠、內蒙古哲理木盟印刷廠去學工,到圖們駐軍下連隊去學軍,這些過多的政治活動和勞動嚴重沖擊和影響了法學的專業教育。

    二、最近三十年來法學教育之發展

    (三)法學教育的恢復發展:為政法隊伍建設服務

    1978年至1993年是法學教育恢復重建和起步發展的階段。粉碎“四人幫”后,面對百廢待興的中國,鄧小平帶領全黨總結建國以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尤其是反思“文革”十年的深刻教訓,撥亂反正,正本清源,在黨的中央全會和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重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實現了黨和國家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和實行改革開放的戰略決策,提出了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的基本方針[17],中國社會自此進入了民主法制建設的新時期。國家面對修改憲法、制定法律、重建政法機關、重組政法隊伍的緊迫任務和各種困難,可謂千頭萬緒,時不我待。在這種歷史條件下,最基本也是最缺乏的是大批合格的法律人才。因此,法學教育成為民主法制建設的關鍵和前提,迅速恢復和發展法學教育遂成當務之急,法學教育也由此進入了新的歷史發展時期。

    “文革”十年期間,中國幾乎沒有法科畢業生,1978年,中共中央批轉的《第八次全國人民司法會議紀要》首先提出:“恢復法律系,培養司法人才”。1979年中共中央在關于堅決保證實施刑法、刑事訴訟法的64號文件中又指出:“過去撤銷的政法院校系和政法、公安院校應盡快恢復起來。有條件的文科大學應設置法律系或法律專業。各省、市、自治區可根據需要,逐步建立各類政法院校和司法、公安干警學校,舉辦多種形式的訓練班,培養各種專門人才,輪訓現有的司法、公安干部!1979年剛恢復成立的司法部遵照鄧小平和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指示(司法部已于1959年被撤銷),[18]采取五大舉措復興法學教育,培訓政法干部:

    1、恢復重建政法院校、法律系

    鄧小平1977年自告奮勇抓科技、教育工作時,親自批準重建西南政法學院(同年北京大學、吉林大學和湖北財經學院的法律系恢復高考),1978年西南政法學院和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恢復招生,北京、華東、西北政法學院也相繼復辦[19]。1981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和司法部向中央上報“關于恢復中南政法學院的請示報告”。同年10月司法部黨組上報“關于迅速籌建中國政法大學,恢復公安學院和遷建中央政法干部學校的請示報告”。1983年經中央批準決定在北京政法學院基礎上建立中國政法大學,鄧小平題寫了校牌。1983年12月31日至1984年1月5日,司法部、教育部在北京聯合召開了“文革”后首次全國高等法學教育工作會議,確定了“多渠道、多形式、多層次”(指主管部門各不相同的單位通過全日制或業余函授、廣播電視、自學考試等形式舉辦大學?、大學本科和研究生等層次的法學教育)發展高等法學教育的基本方針、發展設想和有關措施,對大力培養法學師資,積極進行教學改革和加強思想政治工作等提出了要求。隨后,司法部又向中央書記處、國務院報送了《關于加速培養法律人才的報告》。

    2、大規模組織開展司法干部培訓工作

    針對政法干部嚴重不足和專業水平低下的狀況,為了貫徹落實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加強民主、健全法制的方針,剛剛重建的司法部一手抓法學教育的恢復、重建和發展,一手抓政法干部培訓工作[20]。如組織培訓各。▍^、市)政法領導干部和對外開放29個城市的政法“五長”、軍隊轉業干部、重新歸隊和新上崗的法、檢、司在職干部,以及中央二十多個部委系統委托的全國企事業法律顧問等等。為了加快政法干部隊伍建設,堅持鄧小平提出的“兩條腿走路”的方針,1980年,國務院批轉司法部關于加強和建立地方政法干部學校的請示報告;1982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司法部聯合發出“關于積極辦好法律函授教育通知”;1983年,司法部在煙臺召開函授工作會議并制定“關于發展和加強法律函授教育的若干問題”的文件;1984年,“二院一部”又發出“關于認真組織司法干部參加電大法律專業學習有關問題的通知”;1984年6月,司法部又向中央政法委會報送了“關于加強司法干部培訓工作的匯報提綱”[21]。

    3、組織制訂法學教育發展規劃,加強行業指導

    據1983年人才預測工作統計數據,全國法、檢、司三家干部隊伍(含律師、公證、司法助理員)大專以上的約占8%,其中法律專業的不足3%。為了適應民主法制建設和政法隊伍建設的急需,先后組織制定部屬政法院校和法學教育的發展規劃、方針和政策,對地方法學教育的布局發展進行業務指導,組織協調法、檢、司三家干部隊伍建設工作。

    4、組織編寫法學教材

    為解決教材奇缺的問題,1980年7月,司法部在全國司法行政工作座談會上專題研究了法學教材建設問題,并在會后正式成立了由司法部、教育部領導的法學教材編輯部,組織全國300多位最出色的法學專家,在很短的時間里編寫出版了“高等學校法學試用教材”30種,參考資料選編10種;“簡明法學教材”15種,近200萬字。解決了當時高校、干訓和中等法學教育的迫切需要,為恢復法學教學提供了重要保障。

    5、組織培訓全國法律專業教師

    由于建國以來學習蘇聯和實行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政治路線,直到1979年國家才制定出刑法和刑事訴訟法等七部法律,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法制建設目標。復辦時遇到的最大困難是師資和教材奇缺。因此,恢復重建法學教育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通過各種途徑(如歸隊政策、輸血政策、畢業生優先補充等)在從數量上加快法學師資隊伍建設的同時,組織舉辦“全國法律專業師資進修班”。據初步統計,1980年到1990年,司法部共舉辦近二十期各類的專業師資培訓班,共培訓各類法學教育機構的法學教師八九千人。作者90年代到過全國很多法學教育機構,都能見到當年參加過師資培訓的教師,他們已成為各學科的教學業務骨干。直到1990年代后,有了一批批碩士、博士畢業生充實進法律院校后,這種大規模的師資培訓才告結束。

    經過上述努力,到1983年底已在南京、武漢、復旦、中山、南開、鄭州和蘇州等31所綜合大學批準設立了法律專業。普通高等法學教育初步形成三種辦學渠道:一是司法部按大區設置的中國政法大學、西南政法大學、華東政法學院、西北政法學院和中南政法學院。二是48所國家教委和地方教委所屬的綜合大學法律系(法學院)。三是財經、商貿、師范、民族、理工等其他科類高校中設置的法學類專業。這個時期,5所政法院校和12所綜合大學法律系承擔著全國法科學生總數的一半以上,辦學層次以本科和研究生為主,擁有全國30%以上的法學專業師資。其他法學專業的辦學規模和效益還比較低。1985年鄧小平指出:建設一個社會主義法制國家,沒有大批法律院校怎么行呢?所以要大力擴大、發展法律院校[22]。

    經過這一階段恢復重建和發展,我國法學教育初步形成由普通高等法學教育、成人法學教育和法律職業教育構成的多渠道、多層次、多形式的辦學格局,培養和培訓了大批法律人才和政法干部。但是,盡管這一時期通過各種形式的教育培訓,形成改革開放以來法學教育發展的第一次高峰。但從整體上看,由于法學教育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毀滅性破壞,多年來是我國高等教育事業中最薄弱的一環,加上恢復較晚,起點低,基礎差,在整個高等教育中仍屬于短線,帶有明顯的補償欠賬的色彩,還遠不能滿足政法隊伍建設和民主法制發展的需要。

    (四)法學教育的改革發展:為法制建設服務

    1993年至1999年是法學教育開展教育教學改革推動進一步發展的階段。自1992年初鄧小平南巡講話后,中國進入了又一輪解放思想和改革開放的新高潮。這期間,黨的十四大和十五大相繼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奮斗目標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治國方略,并寫入憲法。法學教育在政治、經濟兩大力量推動下開始了改革發展的新階段!吨袊逃母锖桶l展綱要》(1992)、1993年同時發布的國家教委《關于加快改革和積極發展普通高等教育的意見》和《關于進一步改革和發展成人高等教育的意見》、《關于深化高等教育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見》(1995)以及1998年教育部制訂的《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等一系列教育改革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極大影響著法學教育管理體制和法學專業的教學制度原有模式。市場經濟和科教興國戰略的實施,對法律專門人才寄予了很高的期待。中國領導人明確提出在中國發展市場經濟需要30萬律師、30萬注冊會計師和30萬稅務人員。這一切不僅對法學教育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也提供了新的發展機遇和內在動力。法學教育也由此進入了新一輪的發展高峰:法學教育的指導思想開始從“小政法”向“大政法”的轉變;法學教育的服務領域從政法部門向立法和行政執法、行政監督部門延伸。

    1、提出了改革發展的目標要求

    1995年11月23日,國務院領導聽取司法部關于當前法學教育情況及今后意見的匯報后明確指出:市場經濟從某種意義上說是法制經濟,必須要有一大批法律人才。法律人才是高層次人才,不僅立法、執法,而且所有用法的部門都需要法律人才。從宏觀角度對法學教育適當采取傾斜政策,法學教育不僅是培養法官、檢察官和律師,還應該培養“官”,即從事政府管理的公務員[23]。根據上述要求,司法部于1996年1月在北京召開了全國法學教育工作會議[24],提出了“九五”期內和今后十五年法學教育的指導思想和奮斗目標,要求以改革為動力,調整層次和機構,擴大辦學規模,使法學教育的結構更加合理,質量效益明顯提高,最大限度地緩解社會對法律人才的需求矛盾。為了實現上述目標:一是在發展戰略上,要把法學教育和法律人才的培養納入到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總體戰略中去,納入到實施“科教興國”、“依法治國”的戰略目標中去。二是在發展途徑上,要堅持走以內涵發展為主的道路,進一步完善高教、成教、職教統籌規劃,相互溝通,協調發展的辦學格局,確保教育質量和辦學校效益較大提高。三是在辦學模式上,要積極擴大社會參與,建立起與經濟、社會發展和民主、法制建設相適應、相協調、互相促進的辦學體制和運行機制。四是在層次結構上,要以?茷槠瘘c,本科為重心,積極擴大研究生培養規模,大力培養高層次的復合型、外向型法律人才。五是在服務面向上,要堅持法制建設深入到哪里,法學教育就服務到哪里的大服務思想。不僅為政法隊伍建設服務,而且要面向全社會培養大批急需的法律人才。六是在學科建設上,要積極促進法學教育和其他教育之間的交流、溝通和銜接,促進法律學科和其他學科之間的互相滲透、互相交叉和互相融合,逐步建立起以法科為主、多種相關學科并存的綜合性、寬口徑的學科體系和專業結構。七是在教育教學改革上,要以培養具有現代素質和法律意識,面向世界、跨世紀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法制建設人才為導向,更新教育思想,調整教育目標和政策、改革教育方式和培養模式,使法律人才的培養能基本滿足我國90年代以及面向21世紀法制建設的急需。

    2、創建法律碩士專業學位(JM)教育制度

    1995年4月第13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會議批準在中國創建法律碩士專業學位(J M)教育制度。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中國政法大學、對外經貿大學、吉林大學、武漢大學、西南政法大學和華東政法學院等8所院校為首批試點單位。1998年,依托試點單位面向政法部門開展在職攻讀法律碩士專業學位工作[25]。JM教育是以法律職業為背景的碩士研究生層次的法律專業教育,也是在現有法學教育資源基礎上必然選擇,符合法律學科的性質、特點和法律人才培養的基本規律。其基本定位是:JM教育的任務是培養高層次應用類法律人才,JM教育是高層次的法律專業教育,JM教育是高級階級的法律職業教育。從JM教育的創立和實施看,具有四個鮮明的特點:一是在管理體制上,實現了教育主管部門和法律行業部門的有機結合。二是在培養和使用上,實現了政法隊伍建設與法學教育發展的有機聯系。三是在培養方式上,實現了高校教師與實際部門的雙導師制。四是在培養模式上,努力實現學科教育與職業教育、法學教育與司法考試的統一與銜接?梢哉f,創建JM教育制度,不僅是為了滿足政法部門和社會其他部門對高層次實踐型、復合型法律人才的急需。同時,也是對法學教育存在的突出問題的反思,是對法學教育自身發展規律認識的深化,是對兩大法系法律人才培養的成功經驗和制度設計的有益借鑒?梢哉f,JM教育制度的建立,開辟了我國高層次應用類法律人才培養的主渠道,不僅是法學教育的重大改革,也是我國學位與研究生教育改革的工作重點和發展方向。[26]

    3、組建第一個全國性的法學教育行業組織

    成立于1997年的教育部高等學校法學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27],主要任務是配合教育部高教司的工作,承擔了對法學學科教育教學工作進行研究、指導、評估和咨詢等任務。全面推進法學教育教學改革,組織參加教育部“面向21世紀高等教育教學改革工程”和“新世紀高等教育教學改革工程項目”的研究與教改實踐[28]。

    (五)法學教育的全面發展:為建設法治國家服務

    1999年至今是法學教育全面推進、迅猛發展的階段。一方面,中國在正式加入WTO,進一步加大對外開放,深入發展市場經濟,全面實施依法治國基本方略,提出了建設小康社會和構建和諧社會的奮斗目標和發展愿景。以建立國家統一司法考試制度為標志,不僅法律職業化建設進入了新的階段,而且全社會對高層次法律人才的需求也急劇增加;另一方面,法學教育尤其是普通高等法學教育,在體制調整、高校合并、校園擴張和高教大擴招的推動下[29],進入了新一輪的發展高峰[30]?偟膩碚f,中國的法學教育,尤其是就辦學規模和學科專業而言,已經成為名副其實的法學教育大國,已形成以法學學士、碩士、博士教育為主體的普通高等法學教育層級結構;基本教育、特色教育與拓展教育有機結合的內容結構;普通高校素質教育與專業教育相統一的學科教育;統一司法考試與法學教育互動的協調機制。有人總結認為,法學教育的中國模式與法學教育的美國模式、歐洲模式已然形成三足鼎立之勢[31]。

    1、基本形成中國特色法學教育體系

    回顧三十年法學教育改革發展的歷程,令人驚嘆:一是這三十年是中國法學教育的辦學規?涨鞍l展的時期。據作者統計,1978年全國僅設有1院5系(即西南政法學院和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吉林大學、鄭州大學、湖北財經學院法律系),當年共招收普通高等教育法律專業本科學生729人(1977年全國僅北京大學、吉林大學和湖北財經學院法律系招收223人);而10年之后的1988年已有5院74系招生8412人;20年后的1998年,全國共設有214個法律院系(專業),當年招收普通高等教育法律專業29028人;到30年后的2008年,全國普通高校中設置法學本科專業的已有607個,在校生近40萬人。這從一個側面見證了中國民主法制建設的偉大成就和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歷史進程。二是從總體布局看,50年代形成的以“五院四系”為主導的辦學格式,到今天發展成為“五校八院”。加上教育部直屬的其他綜合大學的法學院,共同構成普通高等法學教育的第一陣營仍然發揮著國家隊主渠道的作用[32]。三是從學科地位看,法學在人文社會科學各門學科中仍然是一個熱門。法學家在應對社會熱點和重大發展問題上的作用日益顯現。此外,2007年,全國法學類專業成人高等教育本?乒舱猩6.96萬人,在校21.32萬人,畢業3.46萬人。此外,全國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法律專業和律師專業的本?片F有在考人數約有36萬人左右。

    2、基本形成門類齊全、結構完善和比較完整的學科專業體系

    在這一階段,提出了法學專業設置和課程結構調整的改革意見,繼1993年調整為5個法學本科專業、4個普通?茖I及 6個專業方向后,又進行了新的改革,決定從1999年開始只按一個法學專業招生,同時決定全國各高校法學本科專業必須開設14門核心課程[33]。據1993年統計,當年全國培養的法學碩士不足600人,而到了2006年,全國138所高校法學類專業研究生招生1.68萬人、在校4.47萬人、畢業1.26萬人,分別占全國的4.22% 、4.05%、4.92%[34](此數不含政治學、社會學和民族學。法學為一個大門類,之下又分法學、政治學、社會學和民族學等四個一級學科和27個二級學科[35]。如加上后三個學科,全國共有407所高校獲得法學碩士學位授予權),獲得法學碩士一級學科授予權的單位共106個。2007年:全國已有80所高校招收法律碩士專業學位研究生[36]。全國共有法學博士授予單位35個,其中法學博士一級學科授予單位12個。全國設有法學博士后科研流動站19個。2006年全國普通本?坪透呗毟邔V蟹▽W專任教師為4.7萬人,高校法學研究人員18,325人,共有法學類研究機構134個,共出版法學類著作2,265部、譯著112部、整理古籍9部,發表譯文96篇論文20,502篇。[37]

    3、教育教學改革不斷深化

    1999年6月召開的第三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作出了《關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此后國家又制定了“人才強國”戰略,先后頒布了《干部教育培訓工作條例》和干部教育培訓規劃[38]。教育部也先后制定了《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和《2003~2007年教育振興行動計劃》,提出了“211工程”、“985工程”等建設項目[39]。與此同時,高等學校管理體制進行了重大改革與調整。之后,針對高校大擴招引發的一系列矛盾,教育部2001年印發了《關于加強高等學校本科教學工作提高教育質量的若干意見》,2003年又啟動并實施了“高等學校教學質量與教學改革工程”,其目的在于把高等教育發展的戰略重點轉移到提高質量上來。其內容包括評選高等學校教學名師、啟動“國家精品課程的建設項目”、開展高校本科教學評估工作、實施萬種教材建設計劃等九項措施。

    2006年12月,依托中國法學會成立了中國法學教育研究會。該會吸收了法學院校、法學研究機構、教育主管部門和政法實務部門的人員參加,并與教育部法學本科教學指導委員會形成相互合作、一體運行的機制,共同組織開展重大活動。如引導法學界開展轉變和變革法學教育思想和教學觀念的討論,努力實現從知識傳授的教學觀轉向能力培養的教學觀,從教育終身的觀念轉向終身教育的觀念,從專業對口培養的觀念轉向專業教育與通識教育相結合的觀念,由單一的知識傳授轉向全面素質教育的觀念,由學生是客體的觀念轉向學生是主體的觀念,由偏重共性的教育觀轉向兼顧共性和個性、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和教學觀念的轉變,從而為法學教育教學改革提供了輿論準備。

    4、統一司法考試

    2001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在修訂后的《法官法》、《檢察官》和《律師法》中明確規定:國家對初任法官、初任檢察官和取得律師資格實行統一的司法考試制度,標志著具有中國特色的法律職業化建設開始走向法治化的軌道。國家統一司法考試制度的建立,既是現代法治的一般要求,也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和民主法制建設的必然要求,既是法律職業化發展的內在要求,又是二十多年來法學教育發展的必然結果。它的建立和實施標志著法律職業自此走到了法治建設的前臺,并對法學教育和法律職業的改革發展都產生了重大影響[40]。鑒于司法考試制度與法學學科教育、法律職業素養教育、法律職業培訓和法律繼續教育的根本目的和宗旨都是為了培養造就一支專業化、職業化和同質化的高素質法律職業共同體,因此,國家統一司法考試制度的實施與完善,對于法學學科教育而言,它不僅將發揮出橋梁作用、導向作用、規范作用和檢驗作用[41],而且對那些達不到法律人才培養規格的法學院提出了挑戰。同時,它不僅提高并統一了法律職業準入的門檻,而且也將促進法律職業的發展和完善。最終尋求和促進司法考試與法學教育和法律職業的相互適應、相互協調和共同發展[42]。2002年到2007年已連續舉行了六次國家統一司法考試,全國有138萬多人參加考試,19萬多人通過。其中2007年全國有26萬多人參加考試,5.8萬多人通過,通過率為22.39%,比2006年增長7個百分點[43],2008年報名人數達到37萬人,為歷年最高。實踐證明,建立國家統一司法考試制度符合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建設的需要,為國家選拔了大批合格法律人才,不僅為全面實施依法治國基本方略提供了人才保障,而且也有力地推動了法官、檢察官、律師和公證員的職業化建設。為了適應建設高素質政法隊伍建設的需要,司法部已提出進一步改革完善國家司法考試制度的總體思路、努力目標和工作措施。

    5、政法院校開展招錄培養體制改革試點

    自2007年秋季開始,五所政法大學和公安院校將采取特殊的招錄辦法和培養體制從退役士兵和大專院校畢業生中定向錄取、定向培養、畢業時定向輸送到中西部縣級以下政法部門,首批試點院校25所,招生人數5160人[44]。

    6、走向世界的法學教育

    中國法學教育界在改革發展的同時,在辦學方式上也實現了從關門辦學向開門辦學的轉變,積極組織開展和推動法學教育的對外交流與合作:一是先后召開中歐、中美、中澳、中非、中日等一系列雙邊或多邊的法學院院長聯席會議暨法學教育研討會。二是2005年國內第一個以招收外國法律職業人為主體、學制一年的中國法律碩士學位課程,在清華法學院正式開班。2007年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宣告成立,設立教授委員會,在師資人才管理上享有高度自主權,并以新的教育理念推進管理、學術和教學方法、培養模式等方面的改革。三是自83年開始由教育部、司法部牽頭與美國福特基金會、富布賴特基金合作開展CLEEC交流合作項目之后,93年成立了中美法學教育交流委員會,中方有8所學校參加,秘書處設在北京大學法律系,前后共派出210人。其后在2006年12月召開“中美法學教育研討會”,會上宣布由中國教育部法科教學指導委員會與美國法學院協會共同成立“中美法律教育聯合委員會”。四是2007年11月歐盟與中國政府合作籌建中歐法學院,2008年9月,教育部批準由中國政法大學和德國漢堡大學共同牽頭建立中歐法學院。五是自2000年9月開始,在福特基金會的資助下,為了加強法律實踐教學,北京大學等七所高校率先在法學院開設了診所法律教育課程,經過七年實踐,目前已有40多所高校設立了法律診所課程。作為大三學生的一門選修課,已培訓7000多名學生,承辦案件近4000起,收到良好效果。學生在參加法律實踐培養其法律思維能力和操作能力的同時,通過為社會弱勢群體提供法律援助可以提升學生的社會責任心和職業道德素養。此外,加上各法學院校自行組織的各類出訪考察和接待來訪等雙邊交流等活動等等,使中國法學教育對外交流與合作進入全面發展的階段并以新的形象走向世界。[45]

     

    三、法學教育的反思

    (六)法學教育的屬性、定位與問題

    1、法學教育的基本屬性

    由法律職業特殊性所決定,法學教育具有教育性與法律性相統一的雙重屬性,既有教育屬性,又有法律職業屬性,是二者的有機統一;法學教育制度既是一種法律后備人才培養制度,又是建設一支高素質的政法干部隊伍的終身化的教育保障制度;既要為法律職業共同體服務,又要面向全社會培養法律人才、提供智力支持和社會服務。與此相適應的是,法律人才培養模式(培養體制)同樣也具有二元結構:法律人才的培養不僅僅是一項教育工作,更是一項重要的政法工作;法學教育制度既是我國高等教育制度的組成部分,同樣又是我國司法制度尤其是法律職業制度的重要構成;應用類法律人才的培養決不僅指普通高校中法學專業學歷教育,它還包括法律職業教育制度、統一司法考試制度、統一法律職業技能培訓制度和終身化的法律繼續教育制度。因此,不論是大陸法系還是普通法系的法治發達國家中,法學教育都離不開法律職業部門的宏觀管理和行業指導[46]。

    2、法學教育的基本定位

    經過三十年的迅速發展,我們經歷了80年代法律人才稀缺到時下的法律人才飽和的跨越,普通高等法學教育已經形成龐大的辦學規模和比較完善的學科專業體系,但各界對當下的中國法學教育處于什么狀況,下一步向何處去的認識并不一致。有的認為中國法學教育已經走下神壇[47],而有的指出中國法學教育處在一個新的十字路口上[48]。同時,盡管開展過多次論證但大家對于法學教育的基本定位仍存困惑:到底是應秉持精英教育的品位,還是應走大眾教育的路線?法學教育是應堅持以通識教育為主,還是應以職業化為標向?法學教育是以人文素質教育為主,還是以專業教育為主?要求法律人必須具備高素質是否意味著法學教育必須更改教育目標,甚至取消本科教育[49]?三十年的發展并沒有完全解決這些問題。作者認為,把法學教育還原到法律人才培養的全過程中去,那么法學教育(法律人才的培養)既是人文素質教育與法律專業教育、學科教育與職業教育的統一,也是職前教育與職后教育、學歷教育與非學歷教育的統一[50]。在恢復法學教育三十周年的今天,如果我們還不強調法學教育的職業屬性,將會貽誤法學教育,也會危及到法治建設。法學作為職業知識體系,法學教育則應該主要作為職業型的教育,而不是主要作為通說型教育[51]。

    3、當前存在的突出問題

    法學教育在全面發展的同時,也出現了一些突出問題。一是高等教育大眾化引發的變化不僅僅在于辦學規模的擴張,而且在辦學模式、培養目標和教學要求方面都有重大變化。如在創辦一流大學、綜合大學、研究型大學的過程中,由于準入不嚴,監管不力,有些學校脫離自身定位,一哄而上,盲目追求“高、大、全”,幾乎都要開設法律、管理和計算機專業。這種盲目發展導致的趨同現象,一方面造成重復建設和資源浪費,另一方面因同質化而缺少辦學特色,學科專業水平也得不到保證,其結果之一是法科83%的就業率低于全國高校87%的平均水平[52]。在大擴招引發的教師隊伍分化重組的背景下,不少近年新設立的法學院同樣也存在認識不清、定位不準、方向不明的問題。二是法學教育的大眾化難以適應法律職業日益精英化的需求。三是在數量與質量的矛盾日益突出[53],一方面是600多所普通高等法學院(校)每年近十萬的法律本科畢業生,另一方面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具有寬廣的國際視野,能處理國際糾紛和跨國法律事務的高素質人才仍然奇缺。四是有的院校未能處理好法學教育與司法考試的關系,引發出一些新的矛盾[54]。以上現象實際上折射出法學教育管理體制上的問題。如果運用系統的方法進一步分析深層次的結構性、體制性問題可知:一是法學教育內在的教育屬性和法律職業屬性長期處于分離狀態;二是在局整關系上往往以局部代替整體。

    (七)法學教育的基本共識

    改革開放以來,通過三十年的實踐和探索,形成以下共識:

    1法律人才是法治建設的第一資源

    從一定意義上講,法治也是“法律的治理”和“規則的治理”,而法律之治和規則之治都要靠人來完成,法律人才是法治賴以存在和運行的基礎。就此而言,法治也可以說是法律人之治。中國職業法律人肩負著政治使命、社會使命和道德使命。因此,法治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培養一支合格的法律隊伍。不僅培養法律人,還要培養法治人,當然,法治的最終成熟還有賴于法治公民的形成。從這個意義上講,法治是一場“對人的塑造與培育的事業[55]。從社會功能和價值追求上看,法學教育是一個國家法制建設系統工程的重要組成部分,法律人才培養是一種重要的法治活動。法學教育與法治建設之間具有歷史的內在的邏輯關聯,正所謂“法治興則法學興,則國興;法治廢,則法學教育廢,則國廢!毙轮袊裰鞣ㄖ平ㄔO的歷程已經證明了這一規律,法治應當成為檢驗中國法學教育成敗得失的惟一標準[56]。

    2、法學教育的主要任務是培養應用類法律人才

    不僅要認可法學在學科體系中是與政治學、社會學、文學、歷史學、物理學、心理學等一樣的學科意義上的專業,而且更要確認法學是一種職業意義上的專業。法學教育所具有的深刻的法律職業背景決定了法學是一門應用性學科,具有政治性、社會性和實踐性強的突出特點。法學的主流與基礎是規范法學。法學的基礎特點是職業知識體系而不是通說,是一種技術理性而非自然理性。法學是關于規范的學科,是最具世俗性的社會科學或人文科學。法學依賴于立法、司法和法治化程度,從這個意義上講:法學要跟著法治走[57]。在大多數國家中,法學教育的都要培養應用類法律人才和學術類法律人才,但毫無例外地是以培養應用類法律人才為主的。

    3、培養應用類法律人才是一項社會系統工程

    從一個社會人轉變為法律人、法治人的過程是由不同階段的教育培訓制度共同構成的,也是貫穿于法律人職業生涯始終的;谙到y的觀念和邏輯的推論,培養一名合格的法律人,決不是某一個點、某一個環節、某一項制度、某一個階段就可以完成的。通過觀察主要法治國家法律人才培養的模式和發展歷程,我們可以看出,它們都經歷了由點到面、由階段到過程、由部分到整體的轉換,而決定這一轉換的直接原因是法律職業的需求,其更深刻的內在動力是社會歷史條件和時代發展的要求。在現代社會中,法律人才培養工作的分工越來越細,但同時其相互聯系又更加密切,形成一個整體。而整體就是一個系統,是整體就不能不研究整體中的結構、制度之間的聯系和相互關系。

    4、法學教育必須堅持 “以本為本”的原則

    這是指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必須以法律本科教育作為法學教育的辦學主體和基礎。這是由法律本科教育在法學教育體系中的地位、作用所決定的。這:一是因為法律本科教育的內涵,覆蓋了法學學科和各二級學科及主要課程的基本內容,可以說法律專業最基本的知識體系都是在本科階段傳授的。二是因為法律本科教育在法學教育體系中處于基礎地位,承上啟下,承擔著為社會培養高層次專業人才的重任。不論是以往舉辦過的?平逃,還是第二學士學位教育和法學碩士教育都離不開這個基石。前者是其簡化或濃縮,后者是在其基礎上的深化和發展。如果說法律人才是建設法治國家的基礎,那么,法律本科教育就是法律人才培養制度的基石;诜傻纳鐣匚缓蛯W科特點,從世界各國法律人才培養的基本規律和共同要求看,法學專業的學歷教育應當建立在人文素質教育和科學教育的基礎上,并具有一定的社會經驗和生活閱歷。三是因為法學是公民社會的學問,還需要以比較成熟的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為基礎。同時,它又屬于青春成長期的教育,對人的一生具有重大影響和不可替代的重要意義。四是因為從國際慣例看,本科教育歷來被視為第一學歷,法律本科教育質量的高低決定一個學校、一個地區乃至一個國家法學教育的質量?梢哉f,沒有高水平的法律本科教育,就沒有高水平法學研究生教育和高水平的法學研究工作,自然,也就沒有高素質的法律人才的培養模式。作者一貫認為,在法律碩士專業學位教育中,同樣要堅持“以本為本”的原則,這是一種更高層面的“本”。是因為舉辦法律碩士專業學位教育的兩大前提在于:一是高素質的非法律本科生源,二是高質量的法律本科教育。因此,說到底,法律碩士的培養質量也取決于法律本科的教育質量。

    5、在學科專業體系建設上必須堅持“以法為主”的原則

    面向21世紀,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是社會發展的兩個車輪,離開任何一個都將失去平衡。與客觀世界的多樣性和統一性原理相適應的是科技發展也日益展現出整體化、系統化趨勢。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我們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解決未來社會的各種重大問題,涉及科學、技術、社會、法律等領域,絕非是某一個學科、某一個領域所能承擔的任務。必須依據自然科學(主要包括三個層級:基礎理論、技術科學和應用技術)、社會科學、人文科學以及邊緣科學、交叉科學等多學科、跨學科的理論、知識和技能,并采用綜合方法與多種手段。正因為如此,世界各國在探索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模式時,都在積極促進文理滲透、學科交叉,大力實施理工文即STS(科學、技術、社會)的相互滲透、綜合集成、有機整合的改革措施,不斷優化學科體系的生態結構。適應這一趨勢,獨立設置的高等政法院校要積極促進法學教育與其他科類教育之間的交流、溝通和合作,促進法科與其他相關相鄰學科之間的相互滲透、相互交叉和相互融合,逐步建立起以法科為主并與多種相關相鄰學科(專業)并存的綜合性、互補性和寬口徑的學科體系和專業結構。綜合大學法學院要通過有效的機制保障,切實有效地發揮其多學科、綜合化的優勢,積極促進校內多學科資源共享和校外及社會的交流、合作,逐步形成良好的可持續發展的學科生態環境。

    6、法學本科教育必須堅持“以法為本”的一元化培養目標

    這主要指法學本科教育的培養目標是一元化的,即法學專業培養的是法律人才,而不是財經人才、管理人才或其他什么人才。盡管法學本科教育的辦學任務具有二元性,即不僅要為法律職業培養后備人才,而且要面向全社會培養法治國家的建設者和管理者,培養各行各業所需要的法律人才。但在教學內容上必須堅持以法律職業知識和職能素養為主,而不是動不動就用法哲學、法文化學、法人類學、法社會學、法經濟學這些非主流的法學知識來教育學生?偟恼f來,盡管法學本科教育具有一元化的培養目標和二元化的培養任務,但其畢業生的適用范圍(畢業去向)則是多元化的,法科畢業生具有廣泛的社會適應性,這正好與全面建設法治國家對法律人才的需求相一致。[58]

    (八)法律職業與法學教育

    1、法律人應當具備的基本資質

    在現代社會中,律師與醫師、教師、建筑師、會計師等類職業一樣,都是一種專業化程度很高的職業,它們不僅有一整套職業標識、職業要求和職業規則,而且對準備進入這些職業的人員有一整套嚴格規范的教育培訓制度、統一的準入考試制度和職業資格制度,那些獲得大學文憑的人員僅僅是具備了進入這一職業的基本條件,F代社會中高度的專業分工與更加廣泛密切的社會化協作的社會發展規律,促使具有類似條件的律師、教師和醫師等職業先后走上分工專業化、崗位專門化、隊伍職業化和培養一體化的發展道路,并逐步形成一整套職業制度以及與之相適應、相匹配的一整套特殊的人才培養模式。

    作為一個職業法律人、一個合格的“法律職業共同體”成員,必須符合法律職業的基本要求。就大學階段的法學專業的學歷教育而言,一方面,它和其他科類的教育一樣,是思想道德素質教育、文化素質教育、專業素質教育和身體素質教育等四個方面的統一。另一方面,作為一種學科教育,法學教育的培養目標主要是由法律職業的基本要求決定的。這種法律職業的基本要求,就是作為一個法律人和“法律職業共同體”,一是應當掌握法律職業知識體系。二是應當具備法律職業的基本素養。三是進入法律職業之后,還必須具備從事這一職業的基本技能,這一點已成為各國的普遍要求。綜上所述,法律職業共同體不僅是法律職業知識的共同體,還應當是法律職業素養和法律職業技能的共同體,即三大共同體的統一。

    2、法律職業的特殊性決定了法律人的基本資質

    教育資源和法學教育活動是圍繞實現培養目標和基本要求而展開的。而培養目標、基本要求又是由法律職業對從業人員的時代需求所決定,具體而言,是法律職業的特殊性決定的?傮w上看,一個國家對法律人才的要求,主要是由其所處的時代發展需要和法律職業的發展階段、發展規律和內在規定決定的。中國目前正處于建立法治向深化法治轉換的階段,從法律職業的內在規定性看,正是法律職業的特殊性決定了法律人基本資質,決定了法律人才的培養目標、培養規格和培養要求。這種職業特殊性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法律職業對象的特殊性。二是法律執業活動的特殊性。三是法律職業發展道路的特殊性。四是應用類法律人才培養模式的特殊性。

    3、法律職業引導法學教育

    縱觀法律職業和法學教育的發展歷程,可以說,法學教育與法律職業從一開始就有著不解之緣:一方面,沒有法學教育就沒有法律職業,法學教育是從事法律職業的必經之路,法律職業隊伍的專業化、職業化是現代法治國家最重要的傳統和特征。從法律職業的形成過程來看,正是法學教育培養和訓練了法律職業者必須具備的專業知識和職業素養。因此,從根本上講,法律職業決定了法學教育的培養目標、培養規格、培養要求和培養模式,決定了法學教育的發展方向和內在動力。另一方面,法律職業決定了法學教育的發展方向,法律職業豐富了法學教育的內容。當二者形成雙值交集良性互動關系時,法學教育與法律職業相得益彰,健康發展,而當二者脫節時,就將導致結構失范和發展失衡。通過對法律職業和法學教育發展道路以及互動關系的觀察和分析,不難發現,獲得大學本科文憑僅僅是進入法律職業的基本條件之一。盡管大學學歷教育是從事這類職業的重要條件,但就人才培養的完整模式和全部過程而言,也僅僅是一個起點和重要基礎,絕非終點和全部內涵。

    法律職業隊伍是在長期的民主法制建設中逐步成長起來的法治力量,要真正實現從一個社會人到法律人、從法律人到法治人的轉變。決不是僅僅由一次性的學校教育就能夠完成的。恰恰相反,它是一個動態、聯系、開放的人才培養模式,貫穿于法律人職業生涯,就教育培訓的主體而言,也可稱之為“法律人才培養共同體”,這也是應用類法律人才培養的共同規律。但由于以往法律職業與法學教育之間長期處于脫節狀態,其結果一方面,接受法律教育并非進入法律職業的必經之路,另一方面,始終未能建立起一整套相互補充、相互銜接和相互配合的教育培訓制度。多年來,盡管人們在實踐中已經不斷從感性上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的建議,但嚴格說來,尚未自覺從制度建設上,從應用類法律人才培養的全過程上,從人才培養模式的整體構架上來考慮法律職業共同體的培養、養成和可持續發展的問題。在這種背景下,必須把從一個社會人到法律人員,以及保持作為這個法律職業共同體一員的資格所涉及的法學專業教育制度、法律職業教育制度、統一司法考試制度、職業技能培訓制度和終身化的繼續教育制度視為一個整體和統一的過程,即法律人才培養的共同體。這就是說,應用類法律人才培養共同體是一個具有凝聚性的結構,其各個部分在功能上具有相互依存的關系,但同時又是一個動態、開放的自組織系統。只有這樣,它培養的法律人才能夠滿足法律職業對其從業者在專業知識、職業素養和職業技能上的整體要求。

    應用類法律人才培養模式具有四個基本特點,一是系統性和全程性,各個環節之間不能中斷或錯位。如不能用學科教育代替職業教育,或將職業技能訓練任意前置到學科教育中去。二是統一性和整體性,各個環節不可或缺或分離。從國際發展趨勢看,通識教育與職業教育的一體化、普通教育與成人教育的一體化、職前教育與職后教育一體化以及學歷教育與非學歷教育一體化的走向已愈來愈明顯。三是邏輯性和生態性,各環節之間具有內在的邏輯性,彼此間形成一個完整的生物鏈系統。四是雙重屬性和二元結構。

    (九)從法學教育到法律人才培養

    就一個國家而言,經濟社會的發展與教育的變革發展應當是一種相互適應、相互促進、協調發展的關系,教育的使命及時代任務主要取決于時代發展的階段和時代的主題。法學教育也不例外,隨著工業化任務的完成,在經歷了創立國家和建設國家的歷史發展階段之后,國家將逐步進入后工業化時代或第二次現代化的歷史發展進程,并向管理型社會轉變。這一階段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的運行與發展,都必須在法治的軌道上進行。這個時代需要大批法治精英。因此,除法律職業外,大量優秀法律人才必將進入管理國家和社會的各個領域,并成為時代發展的標志?梢哉f時代主題決定了時代的基本要求,也決定了這個時代對主干人才的需要。而大批高素質法律人才的培養,取決于法學教育的正確定位和不斷創新。

    1、法學教育的時代任務

    從中國現階段經濟社會的發展水平和民主法治建設狀況來看,法學教育承擔的時代任務,一是適應司法改革的需要,為立法、司法、法律服務、法律監督等法律職業部門培養大批高素質的應用類法律人才和適量的學術類法律人才,提供嚴格的一體化的法律職業教育、培訓和終身化的法律繼續教育。同時,還要培養與法官、律師、檢察官等職業相配套的從事法律輔助工作的高等技術應用型法律職業類人才。二是適應依法執政、依法行政的需要,增強各級黨政領導干部法律素質,提高執政能力和執法水平。三是適應各行各業全面納入法治的發展軌道的需要,培養大批既具有法律專業知識、又具有本行業專業知識能力的復合型法律人才。四是在全社會開展法制宣傳教育,不斷增強全體公民的法制觀念。五是充分發揮法學教育的社會服務功能,積極開展和參加法治理論研究和法學研究、決策咨詢、立法活動、司法實踐和法律援助活動等。

    2、法學教育的歷史使命

    法學是一門應用型學科,具有政治性、實踐性、社會性強的突出特點。法律屬于上層建筑,加上政法部門的工作性質決定,法學教育的發展和法律人才的培養,關系到政法隊伍的建設,關系到執政黨的執政地位,關系到人民政權的鞏固和國家長治久安。因此,為了推進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建設三位一體發展,為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奠定堅實的人才基礎,必須從大局出發,按照人才培養系統關于分工專業化、崗位專門化、隊伍職業化、培養一體化的要求,在總體上把握法學教育和法律人才培養未來改革發展的方向和目標。

    3、優化法學教育的布局結構

    為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奠定堅實的人才基礎,必須從大局出發,按照系統的要求,在總體上把握未來法學教育和法律人才培養的改革與發展:一是面向新時期,法學教育改革發展的指導思想是,要為全面實施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做好人才資源的準備,培養大批社會急需的高層次法律人才,為全面實施依法治國建設提供高水平的智力支持和優質服務;二是面向新時期,法學教育要以終身教育思想為指導,走高起點、高層次、高質量、高效益,可持續的發展道路;三是法學教育本著與經濟、社會、民主、法治以及人口、資源、環境協調發展,控制規模,優化結構,提高層次的方針,淘汰一批不符合辦學條件,不適應發展需要和培養質量不高的學科專業點,集中力量辦好“國家隊”,引導舉辦者把注意力和熱情投入到提高質量和效益上去;四是法學教育布局結構的調整主要包括兩個層面,一個層面是全國性院校與區域性院校和地方性院校的合理布局;另一層面是綜合性大學法學院與獨立設置的政法院校、以及財經、民族、師范、理工和農醫等其他科類院校設立的法律院系之間的合理布局和分工。由于各地區發展和需求的不平衡,必須實施非均衡發展的方針,集中有限的教育資源在全國范圍內形成合理的布局結構和互補性的分工結構;五是法學教育合理的類型結構是法律職業結構和法律人才結構合理構成的重要保證。合理的法學教育類型結構應該包括兩類:一類是普通高等法學教育,主要培養法官、律師、檢察官,最低層次是法律本科教育,此外還有少數法律院校及研究所培養學術類法律人才(教師、研究人員),最低層次應當是法學碩士生研究生教育。另一類是高等法律職業教育,主要是培養輔助類法律人才,這類人才必須接受高中后兩年制(最低層次為大專)的法律職業教育,才能從事法律輔助類職業;六是隨著法律在經濟生活、社會生活中的作用的提高以及法律技術化、信息化、國際化,法學教育的層次結構將重點上移。在新世紀,高等法學教育要堅持“以本為本”和“以生為本”的原則,以本科教育為基礎和起點,大力發展研究生教育,穩步擴大JM教育辦學規模,試行本碩連讀的一體化培養模式,把通識教育、法科知識教育和法律職業教育有機整合起來,使其最終成為培養高層次應用類法律人才的主渠道。壓縮和嚴控法學碩士、法學博士辦學規模和招生對象,逐步形成本科、碩士、博士教育之間合理的層次結構。高等法律職業教育要以?茷槠瘘c,逐步形成?婆c本科相銜接的高等法律職業教育制度;七是隨著科學和技術(包括人文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的交叉綜合和跨學科專業問題的增多,不僅學科專業的設置,包括法學院校的設置都應當符合“學科生態”的要求。政法院校應當建立起以法科為主并與多種相關學科(專業)并存的綜合性、互補性和寬口徑的學科體系和專業結構,綜合大學法學院要進一步發揮其多學科、綜合化的優勢,積極促進校內多學科資源共享和校外與社會的交流、合作。

    4、努力實現“兩大共同體”的雙值交集和協調發展

    法律職業的基本特點和基本要求決定了法律人才培養模式的特殊性,即法律人才的培養,不僅要遵循高等教育的一般規律和要求,而且還應當遵循法律職業和法學教育的特殊要求。這在根本上決定了法律職業共同體與法律人才培養共同體之間的基本關系。

    一般說來法律職業共同體與法律人才培養共同體之間的關系,也反映了社會發展與教育的一般關系,在這個關系中,雙方既互相適應、互相促進,又互相影響和互相制約。但從根本上講,是法律職業決定法律人才培養共同體的構建與發展,決定法律人才的培養目標、培養要求和培養規格,決定法律人才的培養模式和基本制度。這就是法律職業共同體與法律人才共同體之間存在一種辯證關系。從當前的發展看,要實現二者的良性互動和協調發展,應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一是形成新的培養模式。通過司法考試既是一種特定的職業榮譽標志,也是一種人才使用部門的行業準入選擇機制,因此,要緊緊抓住司法考試這個關鍵環節,認真總結七年來司法考試的得失,進一步完善考試制度和方法,進一步改革招生分配制度和方法,進一步打通學科教育、職業素養教育、職業技能培訓與司法考試之間的制度隔斷,率先在五所政法大學構建起法律職業與法學教育相結合的一體化的應用類法律人才培養模式。充分發揮司法考試對法學教育和法律人才培養的橋梁作用、檢驗作用、規范作用、選擇作用和導向作用,進一步推進法學教育、司法考試和法律職業三位一體,相互適應、相互促進、協調發展。二是形成新的協調機制。鑒于政法隊伍的建設關系到執政黨的執政地位,人民政權的鞏固和國家長治久安。因此,必須從大局出發,根據法學教育雙重屬性要求,在教育部門和法律部門之間,應當盡快形成合理的協調機制:一方面,司法考試的制度設計和政策制定,應當征求教育行政部門的意見,司法考試協調委員會不僅要包括法學家和法律家,還應包括教育家,不僅包括法律職業部門和司法考試主管部門,還應包括教育行政部門。另一方面,對法學教育的宏觀管理和指導,不能僅有教育行政部門,還應當包括司法考試的主管部門并吸收其他法律職業部門參加或參與。只有這樣,才可能實現法學教育與法律職業、教育行政部門與司法考試主管部門及法律職業部門之間的雙向參與,良性互動。三是形成新的管理機制。在進一步完善法律職業共同體的準入辦法和準入條件的同時,要盡快建立和健全法律人才培養共同體的準入辦法,實現教育行政部門的行政管理、法律部門的行業管理和指導與法學院校協會的自律管理的相互協調、相結合,做到分工合理、職責明確、各司其職、各負其責。具體來說,是否舉辦法學院系,由教育行政部門審批。而法學院系辦得怎么樣,法律人才培養質量如何,則應由法律職業部門和有關的法律用人部門進行評估,以保障合格的法學院培養合格的法律人才。四是形成法律職業教育培訓的共同體。通過跨部門、跨地區的布局結構調整,整合分散在不同部門內的法律教育培訓資源,由普通高等法律院校與法律部門的培訓機構共同建立起優勢互補、資源共享、相互協調、良性互動的法律職業教育培訓的共同體。如由五所政法大學與國家法官學院、國家檢察官學院、司法行政學院共同組建國家司法學院(逐步形成中央和省兩級政法干部教育培訓共同體),通過與學科教育制度的銜接,開展法律職業教育和法律職業技能培訓,最終構建一體化的應用類法律人才培養模式,實現法律職業共同體與法律人才培訓共同體之間的良性互動。同時,還要統一建立起由法律學科教育學歷文憑、法律職業資格證書和法律職業技能培訓合格證書、法律繼續教育注冊證書所構成的法律職業共同體的證書體系。五是形成不斷適應發展需要的法律繼續教育制度。法律職業部門與法學教育部門要依托社會資源,通過規范化的制度安排,共同建立起法律從業人員的終身化繼續教育制度,切實保障建設高素質政法隊伍目標的實現[59]。應當肯定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制定教育培訓工作的指導思想和發展方向時已經明確提出:要由學歷教育為主向崗位培訓為主轉變,從應急性、臨時性培訓向系統化、規范化培訓轉變,從普及性、知識性培訓向職業化、精英化培訓轉變的“三個”歷史性、戰略性轉變的要求;提出為增強培訓效力,還要逐步形成培訓、考試、任用三位一體的教育培訓機制[60]。

    四、結 語

    法律人才是建設法治國家的第一資源,法學教育在民主法治建設中具有基礎性、全局性、先導性的重要戰略地位。在新的歷史時期,按照黨的十七大提出的加強民主政治建設,全面實施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實現國家各項工作的法治化等項新任務、新目標,不僅對法律人才的培養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同時也為法學教育的改革發展提供了新的歷史機遇和內在發展動力。從一定意義上講,法學教育已經成為衡量社會文明程度和法治建設進程的重要標志。進入21世紀,中國的法治化進程也不可逆轉。法學教育肩負著為發展市場經濟、推進民主政治和建設法治國家提供理論支持和做好人才資源準備的雙重歷史使命?梢哉f,沒有法學教育的改革發展和大批高素質、高層次法律人才的培養,建設法治國家就是一句空話。

     

    * 霍憲丹,法學教授,中國法學教育研究會副會長,教育部自學高考指導委員會法學專業委員會副主任;王健,西北政法大學法學教授,研究生教育院院長。

    [1]在現代中國的語境里,常常不很嚴格地同時使用“法學教育”和“法律教育”這兩個詞。其含義上的差異最多只在于,前者多少傾向于人才培養的學術分科意義;后者則更注重人才培養的實務性或職業分工。

    [2]參見王。骸吨袊姆山逃分袊ù髮W出版社2001年10月版。

    [3]1953年2月7日毛澤東在人民政協全國委員會第四次會議上的講話,載《人民日報》,1953年2月8日。

    [4]李逢江,高等學校法學教育概況,載《中國法律年鑒1988年》,第99頁。另外,法律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法律人》2004年第4期還刊登了“1950年代法學留蘇學生名單”。但這個名單并不完全。

    [5]中國人民大學是根據1949年12月16日政務院第十一次會議通過的《關于成立中國人民大學的決定》設立的,旨在“接受蘇聯先進的建設經驗,并聘請蘇聯教授,有計劃有步驟地培養新國家的各種建設干部!薄蛾P于中國人民大學實施計劃的決定》,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1949年12月16日。

    [6]高等學校的院系調整工作從1950年開始,1952年全面展開,1953年基本完成,1954年收尾。1955、1956年前后又作了一定范圍的調整。1953年前的調整屬于高校院系的結構性調整,改革舊教育不合理的院系設置的弊病居多;1955、1956年的調整則以偏重于調整沿海與內地建設的關系等戰略性考慮居多。參見余立主編:《中國高等教育史》下冊,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35及以下頁。

    [7]蔡誠主編:《中國司法行政大辭典》,法律出版社,1993年,第89頁。

    [8]《中國教育大事典1949-1990》,第1204頁。

    [9]華東政法學院教學改革工作初步總結,《法學》1958年第4期。

    [10]武漢大學法律系編《政法教學工作的新道路》,1958年。

    [11]吉林大學法學院編《法苑芳華1948-2008》,2008年印。

    [12]《西南政法學院1958年修訂教學計劃》等有關資料。

    [13]《中央政法小組教育部黨組關于加強高等政法教育和調整政法院系問題的請示報告》(中共中央文件中發[63]462號),轉引自《中國教育年鑒1949-1982》,第268頁。又:《教育部關于高等學校一般專業按絕密、機密專業政治審查標準錄取新生的通知》,1963年7月11日。

    [14]陳守一,新中國法學三十年一回顧,載《法學研究》,1980年第1期,第2頁。

    [15]根據1971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關于高等學校調整方案》,共撤消全國105所高等學校,政法教育機構即由此被撤消。

    [16]以上資料引自 李貴連等編《百年法學——北京大學法學院院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252-256頁。

    [17]霍憲丹:加強民主健全法制沒有知識沒有人才不行——學習鄧小平關于加強政法隊伍建設發展法學教育的論述,載《現代法學》,1995年第3期第4頁。

    [18]這些指示包括:“司法行政工作在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中擔負著組織、宣傳、教育和后勤等項重要任務”,“要著重抓好培訓法院、檢察院、司法行政、律師等干部和辦好政法院校這兩項基本建設,使司法行政工作在加強社會主義法制中發揮應有的作用”等。

    [19]“文革”期間,除西南政法學院教職員工全部遷移到重慶市西山勞改農場,其他四所政法學院的人員全部被解散了。形象地比喻是,北京政法學院被“五馬分尸”(校園被北京歌舞劇團等五個文化單位占用),西南政法學院是“楚漢相爭”(因校址爭議與毗鄰的四川外國語學院發生的沖突),華東政法學院是“八國聯軍”(校園被各色各樣的單位或居民散戶所占用)。

    [20]彭真同志要求司法部承擔起政法部門的組織、教育、宣傳和后勤保障的職責。

    [21]霍憲丹:《中國法學教育的發展與轉型(1978~1998)》,法律出版社,2004年8月版第53頁。

    [22]彭真:《論新中國政法工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386頁;胡建華:鄭天翔抓法院隊伍建設記事,載《人民法院報》, 2008年8月16日第2版。

    [23]李嵐清:“九五”期間采取傾斜政策加快法學教育發展培養高層次法律人才,載霍憲丹:《中國法學教育的發展與轉型(1978~1998)》,法律出版社,2004年8月版第95頁。

    [24]霍憲丹:抓住歷史機遇培養法律人才,載《現代法學》,1996年第3期。這次會議上,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政法委書記任建新出席開幕式,作了《適應我國法制建設的需要,進一步加快法學教育發展》的講話,司法部肖揚部長在大會的主題報告是“抓住機遇,加快發展,為國家經濟建設和民主法制建設培養更多的法律人才”,載《為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奠定基石》,法律出版社,1996年8月版。

    [25]1998年1月經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國家教育委員會和司法部批準,在北京成立了全國法律碩士專業學位教育指導委員會。參見《中國法律碩士專業學位教育的實踐與探索》,法律出版社2001年11月版第1~9頁。

    [26]霍憲丹:JM教育:依法治國的人才庫—中國法律碩士專業學位(JM)教育的探索與改革,載《中國律師》2002年第7期。目前已設立專業學位18種,工商管理(MBA)、建筑、法律是最早設立的三個。

    [27]高等學校教育指導委員會的任務主要是基于教育部高教司的職責范圍而確立的。根據《教育部高等學校教學指導委員會章程》,其設立目的是為加強高等學校人才培養工作的宏觀指導與管理,推動高等學校的教學改革和教學建設,進一步提高人才培養質量,由教育部聘請有關專家而組成的,其主要任務是在教育部領導下,對高等學校教學工作進行研究、咨詢、指導、評估和服務。第一屆法指委于1997年1月在北京奧林匹克中心成立,教育部高教司和司法部法學教育司主管領導到會講話,曾憲義教授先后擔任第一、第二屆法指委主任委員,張文顯教授2007年擔任第三屆法指委主任委員。在此之前的1986年為了解決法律人才培養主動適應政法隊伍建設需要的問題,教育部高教司和司法部法學教育司曾協商,擬共同牽頭成立有政法各部門參加的政法教育協調指導小組。

    [28]李龍主編:《中國法學教育改革研究報告—中國法學教育的改革與未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8月版。

    [29]如1999年國家根據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和人民群眾的愿望,作出了擴大高等教育招生規模的重大決策,到2002年,我國高等教育的入學率從1998年的9.8%增長到15%,進入了國際公認的高等教育大眾化階段(這比1999年教育部制定的《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提出的到2010年實現高等教育毛入學率15%的目標整整提前了8年),這一時期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實現了從計劃經濟時代的“高等教育精英化”到市場經濟時代“高等教育大眾化”的歷史性轉型。2007年準入學率已達到22%,全國普通高校在校生達1800萬,規?胺Q世界第一。與之相對照的是從1978年到2006,中國的經濟總量從3645億元增長到210871億元,增長了近58倍,GDP年均增長9.8%。2006年我國人均國民總收入超過了2000美元達到2010美元。參見國家統計局編:《大發展大跨越—從十六大到十七大》,中國統計出版社2007年9月版第16頁。

    [30]參見張文顯:《中國法學教育的未來與發展》,載《中國法律》, 2007年第2期第9~10頁。張文顯認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法學教育經歷了三次發展潮。第一次發生在70年代末,第二次是1992年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之后出現的,第三次是在2000年1月高校大規模擴招之后出現的。

    [31]張文顯:中國法學教育的若干問題,載全國法學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秘書處編:《中國法學教育通訊》(內部刊物),2007年12月,第55~64頁;徐顯明教授認為從世界范圍看可概括為美國的穩定型、歐洲的修補型、中國的變革型和日本的過渡型等類型,載《中國法學教育通訊》2007年12月。

    [32]主要根據綜合評價指標的排名。目前的五校是指中國政法大學、西南政法大學、華東政法大學、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和西北政法大學。而八院則指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吉林大學、武漢大學、清華大學、浙江大學、南京師范大學和廈門大學的法學院。徐顯明教授認為:法學教育已走向多元,中國現有的600多所法學院(校)可分為學術型法學院、實用型法學院、結合型法學院、特色型法學院和普通型法學院。見《中國法學教育研究》2006年第3期,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006年9月版第3~13頁。

    [33]法理學、中國法制史、憲法、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民法、商法、知識產權法、經濟法、刑法、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國際法、國際私法、國際經濟法等,2001年又增加了人權法和環境法。

    [34]在校研究生人數排名前十位的有中國政法大學、西南政法大學、武漢大學、吉林大學、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南財經政法大學、華東政法大學、西北政法大學和清華大學。分別是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政法大學、西南政法大學、武漢大學、吉林大學、華東政大學、南京師范大學、廈門大學、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均自動獲得法學理論、法律史、憲法學與行政法學、刑法學、民商法學、訴訟法學、經濟法學、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國際法學、軍事法學等法學學科博士點授予權(其中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政法大學法學博士一級學科2007年被評為首批國家重點一級學科)。

    [35]王。寒敶袊▽W研究生教育概覽,載《中國法學教育研究》2006年第4期,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6年12月版,第37頁。

    [36]據全國法律碩士專業學位教育指導委員會秘書處的統計,自1996年至2006年十年間,共招收近5萬人,已授學位18102人,在校生近3萬人。

    [37]以上數字參見徐顯明主編:《中國法學教育狀況(2006)》,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24頁。

    [38]分別見光明日報2006年3月30日第3版和2007年10月15日第2版。

    [39]唐景莉:用質量工程引導帶動本科教改—訪教育部副部長吳啟迪,載《中國教育報》,2007年3月1日第2版。

    [40]陳瑞華認為:在此之前,法官、檢察官與律師產生的途徑并不統一,法院、檢察院甚至經常通過“社會招干”的方式接受來自國家機關和企事業單位的人員,所謂“初任法官考試”和“初任檢察官考試”,又局限于在法院、檢察院內部進行,不僅對候選人沒有教育、學歷和法律培訓等方面的統一要求,而且考試也常常流于形式。相反,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那些申請律師資格的人大都需要通過國家統一的“律師資格考試”。這不僅導致法官、檢察官與律師的法律素養產生了越來越大的距離,而且在法律理念、法律思維和法律職業道德方面也難以形成共識。載《中國司法》, 2008年第3期第17頁《法律職業共同體形成了嗎(下)》。

    [41]霍憲丹:《司法考試與法律人才培養》,載孫謙、鄭成良主編:《司法考試、司法官遴選、司法官培訓制度》,法律出版社2002年7月版第58~61頁。

    [42]司法考試制度建立后,由司法部與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共同成立的司法考試協調委員會將可望與教育部法指委、中國法學會法學教育研究會、全國法律碩士專業學位教育指導委員會和全國高職高專教育法律類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等組織一道,共同支持和推動法學教育的發展與改革。

    [43]吳愛英(司法部長):《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努力開創司法行政工作新局面》,載《中國司法》雜志, 2008年第2期第7頁。

    [44]孫春英:《中西部首次大規模招錄基層政法干警由來》,載《法制日報》2008年7月24日第8版。

    [45]蔣安杰:《中歐法學教育的新紀元》,載《法制日報》2008年10月26日周末版;甄貞:《中國診所法律教育的現狀與未來》,載《中國法律》,2006年第4期第38~39頁;甄貞:“《現行法學教育的有益補充》、王晨光:《為法學教育打破樊籬提供動力》,載《法制日報》周末版法學院?斗稍\所在中國》,2007年8月19日第13版;申衛星:《時代發展呼喚“臨床法學”——兼談中國法學教育的三大轉變》,載《比較法研究》,2008年第3期第124頁。

    [46]如方流芳教授在《中國法學教育之追問》一文中指出:法學教育固有屬性要求它與法律職業緊密聯系在一起,建立法學教育和法律職業的聯系應當是制度建設的出發點。載《法律與發展的中國經驗 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Ⅰ)》中國人民大學,2008年5月10日第343頁。

    [47]有人認為,30年前,法學教育界的傳奇“西南現象”已基本再無復制的可能。參見孫繼斌、杜曉:中國法學教育走下神壇,《法制日報》 2008年4月13日第3版。

    [48]徐顯明:《在強化專業學科建設提高法學教育質量研討會閉幕式上的講話》,載《中國法學教育研究》2006年第3期第3頁,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6年。

    [49]相關討論可參見江平:《中國法學教育的歷史與際遇》,載《法制日報》2007年11月25日第13版;曾憲義、張文顯:《中國法學專業教育法學改革與發展戰略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9月版第45頁;方流芳《中國法學教育之追問》見前引33;李先波:《法學教育的悖論及改革》,載《法制日報》2007年10月28日第13版;符啟林:《重塑法學教育的精英使命》,載《法制日報》2007年9月2日第13版;葛洪義:《法學教育改革的路向》,載《法制日報》2007年5月13日第13版;譚世貴:《我國法學教育的改革與重塑》,載《法制日報》2007年3月18日第13版;徐顯明:《搭建社會的正義之梯》,《法制日報》2007年5月17日第13版法科教育三十年敘事;另外,還可參見《檢察日報》2008年3月18日第7版:《從專業到職業:法學教育亟待轉型》。

    [50]霍憲丹:《中國法學教育反思》,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3月版第80頁。

    [51]孫笑俠:《法學的本相——兼論法科教育》,載《中外法學》2008年第3期第431頁。

    [52]李雪林:《只有研究型大學才能成世界一流?》,《文匯報》,上海:2008年1月31日第5版;許紀霖:《高校的大辦文科運動》,載《新聞周刊》2004年6月28日第65頁;清華大學法學院許章潤教授認為造成法科畢業生就業率低的主要原因是法學教育規模超出社會需求。而麥可思公司總裁王伯慶指出除供大于求外,第二個原因是法律職業的門檻提高了。而法律人才網經理胡清平認為從客觀環境看,造成法科畢業生就業難的四大原因一是高校擴招和教育產業化的負面影響,二是法律學位教育與法律實踐需求之間存在巨大差距,三是法律專業技能繼續教育和培訓匱乏,國內大的律所和外國律所很少招聘畢業生,四是法律低端服務市場不規范,惡性競爭嚴重,國內中小法律服務機構不能提供更多就業機關。深層次原因是教育與實踐脫節。載《法制日報》2008年4月13日周末版第2、3版。

    [53]張文顯:《中國法學教育的未來發展》,載《中國法律》2007年210號第9頁。

    [54]參見孫國祥:《生存危機:矛盾中的當今中國本科法學教育》,載徐衛東、里贊主編《問題與進路:中國法學教育研究》,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7年11月版第38~42頁;李先波:《法學教育的悖論及改革》,載《法制日報》周末2007年10月28日第13版;李慶指出:“法學教育規?涨皵U張的同時,也暴露出一系列直接影響中國法學教育可持續發展的重大問題,其最直觀的表現是法學院系越辦越多,法科畢業生就業卻越來越難,而與之形成強烈反差的是中國廣大中西部地區基層法院、檢察院嚴缺在編人員,有的貧困縣至今沒有一個律師,參見《法制日報》2007年10月21日第13版《法學教育的困境、反思和突圍》。

    [55]石文龍:《法治是一場對人的塑造與培育的事業》,載《法制日報》2006年10月19日第9版;孫笑俠等著:《法律人之治——法律職業的中國思考》,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5年4月版。

    [56]梁文永:《法治是檢驗法學教育的惟一標準》,載《法制日報》2008年3月2日第11版。

    [57]孫笑俠:《法學的本相——兼論法科教育轉型》,載《中外法學》2008年第3期第421~428頁。

    [58]與此相適應的是法律人才的類型也具有二元結構,即分為應用類法律人才和學術類法律人才。從層次結構看,法律人才的培養主要分三個層次,即法律本科、碩士和博士。

    [59]對此,張文顯教授提出:要積極探索法學教育本科后的教育。法學教育在本科階段主要學的是知識,是基礎性的、素質性的東西,本科后要進入法律實務部門,怎樣加強職業教育的環節,這涉及怎樣和法律實務部門結合起來做的問題。懷效鋒教授指出:建立一套科學的法律職業教育制度,彌補法律教育鏈條上的這一缺失,是中國法律教育工作當前所面臨的一項重要任務。他認為初任法官培訓的重點有二:一是確定現代司法理念,主要包括法律至上、司法公正、獨立審判、司法中立、司法權威、司法統一、司法效率、保障和維護人權等理念的確立;二是增強法官司法能力,主要包括庭審駕馭能力、裁判文書制作能力、法律適用能力和調解能力的培養。以上參見《人民法院報》2005年9月8日第22屆世界法律大會?疊2版。

    [60]參見陳冰:歷史和戰略性的轉變——全國法院教育培訓工作綜述,載《人民法院報》2006年2月26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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